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腾飞，日本城市水系统快速发展，但总体上“轻节流、轻治污、轻生态”，导致水问题集中爆发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日本转变治水思路，以其特有的精细模式逐渐提质增效。2014年日本大力推广健康水循环理念，将城市涉水工作以系统思维实现串联衔接和全局统筹。如今，日本城市水系统通过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、提升优化和系统反思，形成了完善的法律支撑体系、协调高效的管理机制和先进的系统治水理念。

萌芽起步阶段：城市供排水初具规模

自明治维新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是日本城市水系统建设特别是供排水事业的萌芽起步阶段。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和工业化，产业革命带动人口向城市聚集，工业和城市需水量迅猛增加，进而催生了日本现代供排水事业。1871年，横滨市受伦敦泰晤士河下水道成功铺设的影响，首次铺设了陶制下水道管件，并且在1872年创建了自来水公司，这是日本现代供排水事业最早的探索。其后函馆、长崎、大阪相继供应自来水，1884—1911年东京神田区相继接通了城市自来水、铺设了城市下水道，1923年东京成立了日本最早的污水处理厂，日本近代城市供排水事业初具规模。

明治维新催生了日本现代法律体系。为了应对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市水问题，日本相继颁布了几部与水相关的法律：1896年的《河川法》、1897年的《砂防法》和《森林法》、1900年的《下水道法》、1908年的《水害组合法》、1914年的《运河法》以及1922年的《公用水面填平法》等。几部涉水法律有效指导了日本早期的城市涉水工作，并且为战后日本城市水系统快速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。

快速发展阶段：城市水问题集中爆发

20世纪50年代—70年代末，是日本城市水系统的快速发展阶段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，为了满足快速工业化、城市化带来的用水需求，日本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，同时大力开发地下水资源，建设了大量城市涉水基础设施。然而，这一阶段的涉水工作总体上“轻节流、轻治污、轻生态”，因此快速发展阶段也是日本城市水问题集中爆发的时期。

水资源方面，20世纪60—70年代，日本出现了多次大范围的城市水荒，许多城市开始限量供水。如福冈市1978年因严重缺水，被迫实行持续近10个月的限量供水。许多地区过量开采地下水，引发地面严重下沉、海水倒灌等一系列问题。水安全方面，从前用来排洪的河道、绿地被城市侵占，加之排水系统建设落后，每逢暴雨袭来，城市就发生严重内涝，城市道路变河道、地铁站变蓄水池的现象非常普遍。水环境方面，20世纪60—70年代，是日本水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，随着工业和生活排污的增加，日本各地的河流湖泊水质逐渐变差，1965年日本约有三分之一的河流5日生化需氧量值每升高于5毫克（相当于我国Ⅳ类水体），日本第一大淡水湖琵琶湖出现了严重的淡水赤潮和蓝藻水华。日本为水环境污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1956年出现的水俣病、1955—1972年的骨痛病和1968年的米糠油事件均列入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。

面对涉水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涉水问题的集中爆发，日本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对涉水工作的管理架构、职责分工、技术要求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：1957年颁布的《水道法》明确了城市干净、充足、低价的供水要求；1958年颁布的《工业用水法》规定了特定地区工业用水的合理供应，《下水道法》确定了城市排水设施分类和建设管理标准；1961年颁布的《水资源开发促进法》确定了护水养水相辅相成的原则，构建了“多龙治水”格局；1964年颁布的《河川法》明确了河流管理的主体责任；1970年颁布的《水污染防治法》引入了总量控制概念，对污水排放制定管理规定、排放标准和处罚原则。

这一阶段，水资源短缺、水环境污染、洪涝灾害等水问题相继爆发，为了应对集中爆发的城市水系统问题，日本城市涉水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和运行管理水平快速提升。同时，日本的城市规划建设者也开始意识到，城市水系统是水的自然循环和社会循环在城市空间的耦合，在城市化、工业化进程中缺乏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将会造成严重后果、付出惨痛代价，因此日本城市治水思路逐步发生转变。

提质增效阶段：改变思路重视节水治污

1980—2014年，是日本城市水系统工作完善优化、提质增效的重要阶段。经过前30年的快速发展，日本城市涉水工作的总体框架基本形成，但仍然存在“总量不足、质量不高”的问题，主要表现在水资源短缺问题尚未完全解决、水环境污染治理尚未取得明显成效、排水事业发展总体较为滞后、城市内涝问题依然突出等方面。汲取了快速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，日本在这一阶段加大涉水工作投资，大力治理城市水问题，并从20世纪80年代起改变治水思路，由“开源为主”向“节流为主”转变，由“先污染后治理”向“事前防治、源头减污”转变，取得了积极成效。

水资源方面，日本政府开始重视城市节水并大力推广水循环利用措施。日本污水再生利用进入高速发展阶段，并在当时的日本通产省下成立财团法人造水促进中心，负责污水再生利用技术开发和推广。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，再生水被广泛应用于回补河流、美化环境、工业用水、写字楼或酒店冲厕用水、道路或公园绿地的浇洒用水等，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
水安全方面，日本“综合治水对策特定河川计划”推出“雨水储留渗透计划”，提出让小区建设地下雨水调节池，在汛期来临时发挥雨洪调节作用。研发“雨水渗透”技术，使得密封的蓄水池变成可渗透式，便于回补地下水；在城市排水道沿岸开辟调蓄空间和设施，有效削减洪峰；在城市低洼处建立排水站，使用大型水泵及时排水。1992年日本颁布“第二代城市下水总体规划”，正式将雨水渗沟、渗塘、透水地面、雨洪调蓄池等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。1992—2007年，日本投资2400亿日元在东京北郊埼玉县建设了名为“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”的巨型分洪工程，成为当时日本应对城市水安全问题最具代表性的重大工程。

水环境方面，虽然1970年颁布的《水污染防治法》加强了对工业污水排放的管理，但与此同时，日本生活污水的污染负荷占比逐年上升，并逐渐成为公共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。1983年日本颁布了《净化槽法》，成为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的主要法律依据。在《下水道法》和《净化槽法》两部法律的框架下，日本形成了以城市下水道、农业村落排水和净化槽三种模式为主的全域污水治理格局。1980年日本污水管网覆盖率仅为30%左右，到2016年已经达到78.3%，污水处理设施普及人口达1.15亿人，占全国总人口的90.4%，部分大中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已超过99%，实现了城乡生活污水的有效治理。随着日本对水污染重视程度的提高，1977年开始日本的河流水质逐年上升，目前95%的河流水质已达到我国Ⅰ类水体标准。

这一阶段，日本在城市水问题显著缓解的基础上，强化和提高了单项涉水工作的质量和效能，城市水系统治理能力不断提高。同时，涉水法律体系在快速发展阶段构建的框架基础上不断修订完善，有效促进了日本城市水系统工作的发展。总的来说，这一阶段日本在城市水系统治理科学技术、工程应用、标准规范、政策机制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，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有效解决城市水问题、构建城市水系统的优秀典范。